“我是一名打人老师，我是慕丽女（暴力女）。”陕西西安市一名8岁留守女孩的手绘小人书中出现这样的话语，让前来为他们做心理辅导的心理咨询志愿者们既揪心又惊讶，在这样一个年仅8岁的女孩子心里，长时间的离开父母、长时间的沉默寡言，留守，到底会给她带来怎样的心理伤害？（6月28日《华商报》）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家庭结构是一个三角形，父亲、母亲和孩子分别是三个角，它是最稳固的结构，也是最脆弱的结构。一旦家庭结构出现破裂，家庭功能就会缺失。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当下，留守儿童犹如散布原野的“野草莓”；倘若任由他们“野蛮生长”，难免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想做“暴力女”既有留守儿童情感缺失的因素，也有学校教育偏差错乱的因素。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他们和子女长期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这不仅是一种物理距离，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距离感和隔阂感，意味着子女的情感诉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而“暴力育人”的陈旧观念，不仅让孩子们承受了身体上的痛苦，还给他们的精神世界发育和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

　　不论是将教育暴力的性质模糊化，还是将“严师出高徒”的行为崇高化，抑或是将学生遭受教育暴力宿命化，尽管理由冠冕堂皇，却都难以掩盖其本质。父母作为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当孩子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却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导致少数老师变本加厉、有恃无恐，让轻度的失范行为不断累加和升级，在孩子的心中留下难以消除的阴影。

　　在一定程度上，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也是表达上的弱势群体。如果不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和打捞，我们会很难倾听到留守儿童“沉没的声音”。留守儿童既缺乏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也缺乏影响舆论场域的能量，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能力十分薄弱。以至于在遭受辱骂、体罚甚至性侵害的时候，都没能发出“沉没的声音”。

　　近年来，青少年暴力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不时进入公众实现。这里面，固然有暴戾心态弥漫的因素，也和当下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缺失有关。“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如果孩子从父母和老师那里都得不到足够的爱和关心，朴素的人性自然会变得自私麻木和冷漠，濒临危险地带。

　　小女孩天真、纯净的童言背后，依然有直接而强烈的利益诉求。正视留守儿童“沉没的声音”，尊重和回应他们的利益诉求，离不开家长的责任和担当，也离不开教师的仁爱之心。只有给予孩子更多的光亮和温暖，他们才不会有“灰暗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