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改革走到今天,已经进入“利益政治的时代”。与改革之初不同,如果说那时改革阻力主要是思想束缚和观念禁锢,那么今天,还多了利益固化的藩篱。一些改革举措之所以决而难行、久推不转,主要是因为利益关系的羁绊、利益固化的阻碍。
那么,我们就只能屈从于既有的利益格局,在利益固化面前偃旗息鼓,坐看改革机会付诸东流?显然不是。虽然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越来越难,但是利益的阻碍也远非铁板一块,办法总比困难多。前不久,笔者在广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采访调查,改革先行者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调整的阵痛,也努力在利益丛林中披荆斩棘、寻找出路。从广东的探索中,至少能总结出三种突破利益固化的路径模式。
第一种是“敢做减法”,概而言之,就是坚决打掉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广州市率先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将大多数审批事项从前置改为后置。本为简化登记手续、激发市场活力,但执行过程却阻力重重。原因很简单:前置审批才是货真价实的权力,后置审批只是监管责任,剥夺权力、明确责任,不就是要动一些人的奶酪吗?
一些部门先是不愿意改革,后来则表示“改可以,但是本部门要放在前置审批”。关键时刻,广州市政府以快刀斩乱麻的速度、动真碰硬的力度,坚决把该改的改到位,使广州成为第一个实现“先照后证”的省会城市。可见,对于那些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看准了就要坚决地破、坚决地改,没有商量和妥协的余地。面对不合理的利益诉求,敢于义无反顾地予以破除,这就是改革勇气。
第二种是“善用增量”。改革固然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但是改革同样会创造利益增量,如何利用利益增量减少改革阻力,有着巨大的作为空间。中山市率先建立社会征信与金融服务一体化系统,打造广东首个综合型“网上信贷大厅”,需要整合工商、质检、地税等30个政府部门的政务信息。突破部门隔离、连通信息孤岛,其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随着社会征信系统的大数据效用逐渐显现,不同职能部门意识到,自己掌握的企业征信信息一旦与银行贷款这个“撒手锏”相关联,本部门对企业行为的规范就有了更有力的抓手,无论是征税还是环卫检查,企业都不敢再敷衍。虽然不再“信息独享”,但是各部门的权威性大大增强、行政效率大幅提升,改革阻力因之骤减。这启发我们,善用改革带来的利益增量,就能够形成“补偿效应”,进而降低利益阻碍的烈度。
第三种是“优化分配”,如果利益总量不变,优化分配有助于弥合分歧、凝聚共识。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催生出产业转移的战略抉择。然而,发达城市的企业如果短时间成规模外迁,势必带来GDP回落,更令人忧心的是,如果笼子腾出来了,鸟却没飞来,又该怎么办?产业转移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如何把风险降到最低?这正是产业转移在一些地方遭遇的现实处境。
破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走出你得我失的零和困局,既能让落后地区获得红利,又能让发达城市降低风险。在此思路下,“飞地”模式应运而生:企业设在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为当地解决就业、拉动生产,但是产值、税收仍然算到输出产业的城市账上,从而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由此可见,一些改革举措看似零和博弈,其中仍然有足够的腾挪空间,调节分配方式,就能让利益调整“一子落而全盘活”。
上述探索在全国的改革浪潮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它们所体现的改革思路则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尽管利益暗礁无处不在,触动利益也许比触动灵魂还难,但是改革勇气不应裹足,改革行动不能止步,只要因地制宜、遭时为法、随事而制,总能在纷繁复杂的利益矩阵中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