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济南交警查处了醉酒驾车的司机李某，并依法予以刑事拘留。根据济南交警部门出台的酒驾新规，与李某同桌吃饭并同车而行的女性王某，或将因未尽到劝阻义务而受到相应的处罚。自2月9日起，济南市交警部门针对酒驾问题，出台并实施抄告单位、追责同饮者、强制刑拘等一系列“新政”。(2月15日《人民日报》)

　　一个小调查

　　在新浪微博15日开设的关于“你怎么看济南规定司机酒驾同饮者将被处罚”的微博投票中，截至当天16点，已有4200多名网友投票。其中，49%的网友表示支持，认为同饮者劝阻酒后驾车体现社会责任；46%的网友表示反对，认为对司机酒驾同饮者追责要于法有据；5%的网友认为“不好说”。

　　反对方

　　“酒驾同饮连坐”最大问题是不具操作性

　　“酒驾同车”和“酒驾同饮”是两个不同的场景，也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酒后驾车会给社会安全造成很大隐患，同乘者若能进行劝阻，从保障公共安全角度，将同乘者劝阻酒驾的这种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有着一定合理性。正因如此，在一些国家，法律早就规定了同乘者劝阻的法定义务。譬如日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规定：“对于醉酒驾车司机的同乘者，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万日元以下罚款”。

　　而“酒驾同饮”则是另一个概念。一方面，同饮者未必知道当事人是否驾车；另一方面，即便同饮者知道当事人驾车，也未必知道当事人酒后是否还会驾车。从这个角度看，同饮者有无劝酒，都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而“酒驾同车”则不同，同乘者大多与当事人熟识，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能够判断当事人是否饮酒驾车。更何况，同乘者与酒驾者都是“当场被捉”，这就使得对责任追究有了可行性。

　　“酒驾同饮连坐”最大的问题，正是不具操作性。一方面，在“责任自负”的心态上，酒后驾车者往往不会“供出”同饮者；另一方面，警方也很难判断同饮者是否曾予劝阻。也就是说只要“酒驾同饮连坐”遭遇“善意的谎言”，就会使追究“连带责任”形同虚设。另外，“抄告其单位，由单位加强教育”这样的“连带责任”，既不能起到法律的震慑作用，也未必能起到教育的效果。　　　

　　相对于酒驾，执法部门私自授权更危险

　　在酒桌上，明知道某人要开车而不劝阻其喝酒，那显然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理应受到道德的谴责，这是能够理解的。但劝阻开车的同桌者不要饮酒，或者饮酒后不要开车，并不是法定义务。对未劝阻者进行处罚，就是将“劝阻”当成了法定义务，那就要有处罚的依据，无论是法律还是规定，几条几款都要拿得出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否则，凭什么要对人家处罚？如若仅仅是因为自己站在了正义的名下，就可以处罚，那么，天下正义如此之多，谁又不能假正义之名行邪恶之事？

　　相对于酒驾之恶，执法部门私自授权更恶，因为执法部门私自授权，其权力的膨胀必然是无止境的，今天找个理由扩大一项执法权，明天找个理由扩大一项执法权，必然会逾越现有法律对其的规制，变成一个为所欲为的权力怪物，必然会造成权力对权利的侵害，比如对同伴未尽到劝阻者，本来只应受到道德的谴责，结果受到了行政的处罚。

　　从立法的角度来讲，不能对未劝阻者进行“连坐”，是因为，领有驾照的人都应该是心智健全的成年人，也即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公民，他应该知道什么是违法行为，也理当能够独立承担自己违法的全部责任，对“未尽到劝阻义务”者进行处罚，难道是要将“未尽到劝阻义务”者视为醉驾的法定监护人，因其未尽监护责任，所以要承担处罚？这完全讲不过去。说到底，济南交警部门的做法就是私自授权，其隐含的社会危害远大醉驾，希望人们要看得透彻，不为“醉驾可恨”迷障双眼。　　　　　

　　支持方

　　不是追究法律责任，不存在“于法无据”

　　济南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卢建昌称，该追究责任并不是要追究其法律责任，而是一种批评教育，即对没有酒驾行为、也没起到劝阻或维护公共安全责任和义务的，要抄告其单位，由单位加强教育，起到警示作用。这就是说，酒驾同饮者将受到的连带责任，仅仅是一种批评教育，而不是处罚。

　　批评，即指出所认为的缺点和错误以及所提出的意见。处罚，则指依据法令规章加以惩罚，使犯错误或犯罪的人受到政治或经济上的损失而有所警戒。我国法律规定的处罚分为治安管理处罚、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三类。作为对酒驾同桌者的责任追究，显然不可能使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而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警告、罚款、行政拘留，与警方所解释的仅为批评教育显然不是一回事。

　　一旦分清了处罚与批评的界限，并且搞清楚济南新政只是对酒驾同桌者实施的一种批评教育方式，我们便会马上得出“酒驾同桌者将被处罚”，仅仅是媒体和网友的误读，济南警方之举所谓于法无据和滥用权力也就不能成立。而且明辨了这样的追责只是一种批评手段，不仅可以解除公众对执法机关滥用权力的恐慌，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促使警方对下一步依法进行询问、抄告其单位等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谨防过度执法对公民合法权益构成侵犯，反而给自身带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