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拟规定拾金不昧者可获失物价值10%奖励的新闻又掀起了舆论风暴。事实上，类似“拾金有昧”的做法，广州并非开先河者。2003年，江苏一家“失物招领公司”就开始挂牌营业了。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当拾者把捡到的东西交到公司后，公司要开具收据并付拾到者一定酬金，然后寻找线索联系失主。当失物被失主认领时，公司将根据失物的价值向失主收取一定的酬金，然后将其中的一部分给付拾者。如果一个月后没有找到失主，公司将把失物退还给拾者或者转交公安部门。

　　这家公司后来的运营情况如何，媒体鲜有提及。不过当时这家公司确实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想想看，十年前，社会道德还没有沉沦到现如今的程度，有偿招领将激起多大的风浪啊？十年之后的今天，广州警方更进一步将有偿招领上升到地方法规的高度，争议依然此起彼伏。

　　所有争议的根源无非是有偿招领挑战了传统拾金不昧的美德。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我们热切呼唤个人私德和社会公德的大背景下，有偿招领是不是加剧了道德的堕落？

　　仔细想想，任何一个拾者在寻找失主的过程中都要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个个人价值越来越受重视的社会里，付出了成本，然后象征性地收货一些“利益”，及时从最庸俗的层次上来分析这样的有偿招领行为，也大可不必视其为洪水猛兽，或者看成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已经下滑到让人无以忍受的程度。在国外，“有偿失物招领”的行为比比皆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依据《物权法》，司机捡到钱物后应还给失主，失主认领时给司机最低10%的报酬；在摩纳哥，当地媒体刊登失物招领启事，失主认领失物时需交给的士司机20%的酬金并且担负广告费。

　　道德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任何人去做损己利人的重大牺牲，而是要人乐于做无损于己且有利于人的事。从这个角度看，广州拟规定拾金不昧者可获失物价值10%奖励，这并不表明道德已经“变异”到了需要众人唾弃的程度。

　　给道德一点儿利益基础，是不是有违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呢？随着社会的日益多元化，社会道德也呈现出种种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还坚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高标，那我相信很多人会“永远只说道德的话而永远不做道德的事”。在道德教化的范畴里我更坚信这样的判断，“真正的道德就像空气那么重要，又像空气那么平常，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空气是最好的空气，而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道德则是最好的道德。”原本平淡无奇的、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我们为什么要一味地把它拔高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呢？

　　回报给道德一点利益基础，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有位学者曾经说过，“道德是人类文明的大地，而不是人类生活的天空。让所有的人都在坚实的道德基础上自由舞蹈，这才是人类文明的目标。”如果能够创造条件，比如给道德一些利益的鼓励，是不是可以激发更多人去做一些有道德的事情呢？

　　想起发生在我的一位朋友身上的一件事情。朋友捡到一个信封，里面有厚厚的一沓钱，不一会儿他等到了失主。失主看我朋友的样子像学生，匆匆地收了信封之后说，我是大学老师，以后有考试的事情可以找我。话刚落定，失主一转身消失了。朋友在叙述这件事时无比遗憾，“我从没想过要他回报什么，可是连句谢谢都没说，虚头八脑地留下一句不靠谱的话，我这心里怎么能不别扭？”

　　社会发展到现在，很多事情确实无法“回到从前”了。在所有关于“拾金不昧”或者“拾金有昧”的争论中，我们常常习惯于将道德追问在拾者身上，而失主后续的表现却常常被人忽视。广州市以地方法规的形式鼓励失主让利，说实话，我一点都不觉得这规定有伤道德风化。要知道，这是“鼓励”，又不是“强制”，实在没什么好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