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十来年前，感于时人不分权利与权力，两者经常窜用，遂将此作为个人写作的关键词之一。尤其是时评，它更成为笔者自己的评论主线，带来的弊端是写作模式化。近年来，如果说词汇学意义上的权利与权力，其分殊越见清楚；但现实生活中权力与权利的倒错却依然如故。有时不免慨叹：这样的时评伤不起，批评的现象一成不变，但，批评的文字却不能老是重复啊。无奈，这又是一篇观点上重复的文字，所要批评的还是权利与权力的错舛。

　　近日，北京市政协委员赵保乐提出建议：应当对微博用户进行信用分级，对存在问题的用户加“黑V”。他还建议尽快在证监会、银监会的经验基础之上成立微博监管会。我不知道赵保乐是谁，只知道他的身份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而且他的这番话是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如果此人是一个普通民众，又是在微博上发言，他说什么我都未必在意。但政协委员是一种政治身份，又是在政治会议上建言，且又如此建言，我就无法放松自己的注意。因为根据这几年我的个人经验，每年一月地方两会和三月国家两会期间，都会有一些委员或代表抛出一些“奇谈怪论”。这虽然是多年以前非常体制化的一个词，我用在这里，是指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身份不符，好像丝毫没有现代政治文明方面的普通知识。

　　有了证监会、银监会，就可以按照这个逻辑顺流而下，搞一个什么微监会吗？否。证监会、银监会都是政府机构，属于国务院部委之类。它们的职能是对中国银行业和证券业进行监督与管理。由于银行与证券在中国不是市场主导而是国家主导，因此，对其监管是必要的，这是对权力的监管，甚至是权力对权力的监管。它们的有效性这里存而不论，但毕竟监管的对象没错谱。如果按照赵委员的设计，微博监管会的监督对象是无数网民，如果监督，这是对无权者即网民的监督，亦是对权利的监督。何况赵委员的诉求对象是权力，设若政府真的采纳赵的建言，成立一个微监会之类的机构，那么，让权力来监督权利，势将这种事实上已经存在着的监管给体制化并合理化。

　　这不妨是由微博监管带出的一个问题，是权利监督权力，还是权力监督权利。根据现代政治文明的一般知识，我们应该对前者说是，对后者说不。权力，无论它是什么性质，本身就有扩张的本能，民主权力如是，非民主权力更如是。在任何情况下，权力的扩张直接就是对权利的伤害，何况它的任何举动都有对权利侵害的可能。所以，如果不是无政府，我们就必然需要权力；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需要它的同时，更需要对它进行监管与控制。否则，这样的权力虽非无政府化，但必然非法治化，并随之黑化。如果说权利监督权力，是对权力负责(为免其黑化)；那么，反过来，为权力支招，让权力监控权利，看似对权力贴心，其实是从根本上毒害权力，至少是让它被蒙专制之名。因为只有在政治文明之外，亦即只有排斥政治文明的专制体制，不给民众自由，民众才受到权力的各种监督，包括手机、电脑、网络以及各种视听上的监督。

　　微博并非没有赵委员所说的问题，但绝不是他提供的解决之道，这样带来的问题毋宁更大。对那些什么都指望用权力解决问题的人来说，他们应该知道，权力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但，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好像许多委员和代表不知道。赵委员的建言并非孤立，也不新鲜。还是去年3月两会期间，就有过类似的高论。来自重庆的人大代表，也是中国移动重庆公司的总经理沈长富，他在提案中建议“给电脑、手机都装上监控软件”。提案者身为人民代表，却主张监控人民，岂非咄咄怪事。咄咄不怪的是，不到一年，该代表东窗事发，被法院指控受贿金额达三千多万，于去年11月被判死缓。沈的案例，说明什么？作为重庆电信高官，他是一个权力者，真正需要监督的是他，而不是他所说的那些手机网民。毕竟比权利更需要监督的是权力，这是一个普世性的政治原则，恳希我们的两会代表能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