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下午，一张《过去10年“小偷反腐”10个著名案例》的图片在各大论坛和微博上疯狂传播，引发网友热议。许多网友调侃说“小偷，反腐战线上的一支奇兵”，并建议“各级纪委、监察局在小偷中发掘一批线人”。(据南方日报12月23日)

　　有意思的是，这个“小偷反腐”榜单爆出，起因是“近日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白培中家中被偷，其妻报案时谎称被抢300万，但小偷被抓获后，证实被盗钱财物品总价值近5000万元”。消息甫出，立即成为网络和舆论热议的焦点话题。

　　其实，近年来，“小偷反腐”事件接连发生。云南省盈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排正忠，宝鸡市原公安局局长范太民，贵州省长顺县原政协副主席胡方瑜，湖北省荆州市民政局原副局长易先华，秦皇岛市原财政局长姬向午，徐州市体委原主任王铜山……这些贪官都是一个个栽在了小偷手里。“小偷偷出贪官”的故事，符合不少公众对于个案的联想。有迹象表明，窃贼们在光顾贪腐官员豪宅时，已越来越“不客气”。

　　看到这一连串的小偷反腐案件，很多人对小偷反腐的行为成为一种义举，然而透过这些案件的背后可以看到，不少政府官员在缺乏相应的制度监督下，贪污腐败更加猖獗，而这些事件也极大刺激了人民的神经，我们现行的反腐机制如何应对官员贪腐层出不穷，数目惊人的现实。现行的监督特别是预防体系还发挥不了作用，也说明现行的监管体系滞后。机制的尴尬给小偷敲诈以可乘之机。

　　不可否认，近些年来，我国的反腐败提出了各种新方式，包括政务公开、财务公开这些举措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等相关的法律措施。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使得反腐陷入一种悖论，造成这个问题的因素，首先是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不健全，对财政经济责任制度的落实没有制度保障，尤其是对党政一把手的经济责任监督明显滞后。

　　具体来说，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主要表现为我们经常所说的“财权”和“用人权”。之所以经常成为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权力腐败”经常出现在这两个领域，让人无可奈何。在公共机构中，特别是一些事业单位中，权力基本集中在“一把手”的手中，花钱和用人基本是“一把手”说了算，这种权力集中的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一些人以组织的名义“划圈子”，选用自己的人，形成家天下，搞“小金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长期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这种权利腐败不仅让我们的公共组织以及政府部门变质，而且使得党和国家、政府声誉形象受到巨大损害，国家经济蒙受重大损失。权力腐败正在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巨大障碍。必须要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对腐败毫不手软。

　　众所周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并不是说公共权力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掌握权力的人。恩格斯曾讲过：“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说明，人永远也不能摆脱兽性。因此，问题只是摆脱得多些或少些，是人性与兽性的差别。”所以，作为一个个体的人，都有欲望，而欲望不论多少都具有“兽性”的一面。可见，我们现代社会所说的人类“政治文明”或道德文明、宗教文明，就是要通过一些道德、法律以及宗教方面的教条、法律法规、戒律等来限制人的欲望，使人的兽性一面不至于破坏公共生活领域，破坏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基本社会平衡。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公权力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想到的最有效的制约“人的欲望”无限制发挥的最有效手段。但问题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也是“人”，不是“神”，也可能犯错误和利用公共权力“谋私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历史和现实证明，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在任何政治体系中都可能发生，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能够公正地按照公众的意愿来行使权力，那就是为“天使插上了翅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的福祉就有了保障，反之，则是为“魔鬼提供了武器”，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就成为一个“问题”。

　　目前腐败高发的领域大都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和难以有效制衡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强调一把手的领导责任、政治责任，一方面也就不断地赋权，不断被授予权力的人集中了太多的权力又难以形成有效的制衡，一如落马的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所说，我是霸道，但是体制给了我霸道的权力，权力太集中了，必然腐败。

　　因此，让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按照公众的意愿来行使权力，就是权力处在一种可监督的、阳光运行的状态，这不仅需要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机关人员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在监督上要完善纪检部门的监督，从制度上落实，同时要推动社会监督的力度，让公权力处于社会的有效监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