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以来，国民经济获得了超高速的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市人口只有1.7亿人，占人口总数不到20%，但经过30年的发展，到去年我国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率达到了51%(包括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预计到203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城市人口会接近10亿。其实，这个城市化率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城市人口总量惊人，人口总量问题给中国城市化带来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历程，但是今天仍然呈现出非常有潜力的经济增长态势。首先，我们的增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就是规模巨大，资金充足和行动力极强的区域发展。从2008年金融危机投资四万亿提出保八的经济增长目标开始，一系列的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都在迅速制定和实施，同时我国经济开发区的数量和范围也在几年之间向中部和西部迅速扩大。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一直保持着鲜明的特色。产业结构既决定着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结构。所以我预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将继续处在一个快速城市化和快速工业化的发展阶段。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产业结构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第二产业是一个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污染的产业。如果产业结构一直如此的话，中国的环境压力就将继续而且长期存在。
经济高速增长、能源大量消费必然会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污染物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是因煤炭消费而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早在上个世纪就达到了世界第一。“十一五”期间，我国首次将这个污染物规定为约束性指标。第二个约束性指标是氮氧化物，它同样来源于化石燃料的消费，同样已经成为了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目前，限制氮氧化物排放也写进了“十二五”规划当中，要求在五年期间，全国的氮氧化物总量减少10%。除此之外，由于二氧化碳浓度不断提高而引发的气候变化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
但问题是中国的经济还要继续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费也还要继续增长。假如我们仍旧保持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到了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将至少增加一倍。如果能源消费模式不改变、治理模式不改变，那么碳排放的净增长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想要在不改变模式的情况下降低碳排放，唯一方法就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只有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4%，才能够在十年之后获得碳排放的净减少。但显然我们是不能够接受这种增长速度的。
中国的农业可以说是一个虚弱但庞大的产业，它创造的经济价值很低，但是它的消耗却十分巨大。中国的农业消耗了中国全部水资源的60%以上，这个比重远远超过了工业和城市。农业同时也是中国水污染物的最大排放者，全国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水污染物是农业排放出来的。比如：由于化肥利用率的低下，大量没有利用的化肥进入水体从而造成富营养化问题。
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相伴而生的还有另外一种不平衡，那便是环境、资源、能源区位的不平衡。西部虽然经济落后，但它是中国资源、能源最重要的蕴藏地，今天，西部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已经将近达到全国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其污染物排放强度也已经远远超过东部。作为“上风上水”的关键地带，西部的环境污染会随着大气、水流影响到中部、东部乃至全国。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五千年的历史使我们拥有了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多样性水平相当高的国家。基于以上两点，环境污染对我们的影响将会是非常严重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三个基本条件作为基础的。第一，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不停地探索和深化这条道路，可以说它是我们经济腾飞的政治保障。第二，巨大的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以后，大批正当其年的劳动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第三，继承的环境遗产，这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被人意识到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的父辈、祖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使得我们能够在搞经济建设的时候获得一个相对宽松的资源环境容量。但问题是，今天这种环境红利已经被消耗殆尽，而我们却茫然无知。那么几十年之后，我们还能留给子孙们什么呢?
当把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在一起看时，就会清晰地发现，在比经济增长早得多的时候，我们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就已经高居世界榜首。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伴随着环境污染同时发生的。在资源、能源巨大消费，环境快速退化，污染日益加重的背景下，我们的经济成就不再那么令人欣喜了。两者相比，中国的环境保护能力、能源保障能力显然远远低于我们发展经济的能力。这种高度的不对称性就为今后的发展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警告。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现在的资源能源消耗水平以及当下的环境治理力度，那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碳排放总量将净增加一倍以上。这种增加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无法承受的。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有这样的担心，假如加大力度保护环境，那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势必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尽管我们一再制定经济增速的上限，但它总被一次次地超越。就业、收入的增加与资源消耗、环境破环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对节能减排提出了非常明确的目标，到今天，可以说我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中国的节能减排不仅仅是一个环境保护的问题，更是一个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这种节能减排也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下的优异成绩，因为它实现了我们一直强调的“又好又快”的发展。
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有能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首先，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的财政能力迅速加强。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是20%。但是国家财政投入公共服务领域的分配还不够完善，比如，对教育的支出达到了2.2万亿元，对于农业的支出达到了1万亿元。相比之下，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则非常有限，我们用于污染物控制的资金只有一千多亿元，用于生态保护的资金只有六七百亿元，而用于可再生能源的资金则更少。所以在目前财政能力足够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优化资金的分配结构。
事实上，中国完全可以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我们“又好又快”发展的美好愿望。首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使用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资源。中国的能源有着非常明确的需求，目前我们大量的煤炭都处于一种非常低效的使用状态，每年十几亿吨的煤炭在低效率、高污染地消费，这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而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可以提供巨量的替代能源。如果可再生能源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20%，就可以加快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在能效上，中国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加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国内的能效差距也引人关注，比如，北京的能效几乎是宁夏能效的六倍。这种巨大的能效差距实际上就是我们节能减排的内在潜力。
一些欧洲国家的经验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欧盟敢于在碳减排方面作出2012年比1990年降低8%的承诺，就是源于它意识到了成员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在27个成员国之间实行有差距的强制性和灵活市场机制并存的减排方法，使得减排任务可以实现。基于此，假如在我们的31个省市也采取这种强制加灵活的减排政策，那么我们的减排任务同样可能完成。假如全国都能实现上海的能效水平，或者实现北京的产业结构，那么即便我们不再向环境治理投入太多的资金，环境优化也能够自动实现。当然，除此之外，也可以通过末端治理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但是这种治理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未来的中国一定要走一条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道路，我们要在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实行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充分考虑地区间的差异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种可持续发展不仅仅针对于技术，更应该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
